翻译丨一篇自体免疫性疾病的历史报告（上篇）
然而 Covid-19 流行病却使这种商品化的共存科学继续边缘化，在想象的集体中恢复了军国主义的免疫概念，即人类再一次作为封闭的系统出现以抵御外来入侵者。
过去一段时间，我感兴趣于身体，作为现象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文化的、结构的等建构主义立场的身体论述。现在，曾在我这里长久缺席的这种身体已经潜入在我多篇文本中，她身开始绽放出细菌、病毒、细胞层面的更迷人的文本（或者说个体传记）簇，让我着迷。北大郑也夫曾启发学生多在生物学中探求社会科学的启示，好友乔迎舟的病毒学文章也启发我不少哲学思考，因此后面我会对涉及这样的文本作更多的编译和书写。于 2021.11.4 写。
一篇自体免疫性疾病的历史报告
文：Ivana Bago
随着近期研究发现，寄宿在人体微生物群中的酵母、病毒和细菌等生物体具有纯粹多样性和维续生命的功能，医学科学为哲学上对作为自我主体和单复数概念共存个体的长期批判提供了潜在新含义。[1] 讽刺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现流行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的市场。在还未科学定论时，发酵食品广告就伴随前所未有的承诺坚称人类可通过与细菌共处来获取健康和免疫力。然而 Covid-19 流行病却使这种商品化的共存科学继续边缘化，在想象的集体中恢复了军国主义的免疫概念，即人类再一次作为封闭的系统出现以抵御外来入侵者。[2] 但这单独的集体身体很难以强壮的姿态面对处于活跃状态下的病毒：肥胖、慢性病、过敏、癌症以及终身耐药性，标志着那些“免疫力受损”的后备军会越来越多，且极易遭受病毒感染。[3]
[1] 可参考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短文 “Being Singular Plural”。
[2] 关于生物免疫概念可溯源在于19世纪及欧洲对霍乱大流行的应对相关，可参考 Ed Cohen 的“ Immunity, Biopolitics, and the Apotheosis of the Modern Body ”。
[3] 军队的隐喻是作者达尔文式的论述，它让免疫功能弱的人参与可能的战斗。这同艺术家 Jesse Darling 在其2013年的作品《新自由主义宣传海报》中使用的“失败者民兵（loser militia）”一词一样。可参阅Chronic Illness as Critique: Crip Aesthetics Across the Atlantic” 。
在这些“潜在疾病”中有一系列仍保持神秘的自体免疫性疾病，这些疾病（定义）本身挑战了独立存在的概念。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且被当做已经存在病症病因解释，但自体免疫性（autoimmunity）近年来才被广泛认可，类属于其范围的病症不断增加，目前已经影响到美国人口的 5%-10%，尤其是女性。[4] 自体免疫性疾病通常以组织受损和不确定的节奏性病痛的加剧和缓解为特征，主要以服用终身免疫抑制药进行治疗，其最终病因仍是个谜。自体免疫性的（autoimmune）（疾病）一词涵盖了80多种慢性疾病，诸如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克罗恩病、桥本甲状腺炎和1型糖尿病，它具体指失控的免疫系统转向以对抗自身组织，即错误（假定）的将自我视为敌人。正如埃德·科恩所写，自体免疫性可以说是“已然的未知（known unknown）”它完美闪避掉了施加于它身的数字化、高科技和基因工程手段的试探。[5]
[5] 参阅Ed Cohen的“Self, Not-Self, Not Not-Self but Not Self, or the Knotty Paradoxes of ‘Autoimmunity’: A Genealogical Rumination,”
这种自体免疫学之谜能否不只在医学范畴也是一种历史条件呢？事实上，病原学危机就要求历史溯源并作为摆脱现代主义认识论（epistemological presentism）的方法，在1979年弗朗索瓦·利奥塔就将其诊断为后现代状态（postmodern condition），其特征是将宏大叙事消融为互相争夺的语言游戏。[6] 在下文，我将把自体免疫性疾病视为一种医学诊断和启发式、周期式的装置，其病源困境概述了如今全球性危机（planetary crises）的特征，同时也激发了不断增长的压力和欲望来克服它。
[6] 参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难以设想的诊断（Diagnosis Unthinkable）
尽管最早从20世纪初开始，关于生理性自体反应的设想已经出现在医学研究报告中，但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自体免疫性的诊断仍然难以想象，只是“自体免疫性的”和“自体免疫性”两个名词被首次记录下来。[7] 在此之前，只有豁免权（immunity），而免疫（immunity）在19世纪末才获得了生物学意义，它被理解为是作为法律豁免的古罗马豁免权概念与托马斯·霍布斯在英国内战期间（1642-51年）定义的第一个自然权利并用于自卫的政治概念的合并。[8] 由此定义，生物免疫性巩固了不断发展的细菌学领域及其重要原则──微生物理论，该理论将疾病与外部微生物菌剂入侵身体并触发其防御姿态和免疫反应的状态相联系。
[7] 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和伊恩·R·麦凯(Ian R. MacKay)在他们的《自体免疫的概念历史:不耐受的身体:自体免疫性疾病的简史》(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写道:“我们想知道自体免疫将如何变得可以想象”，形容词的“自体免疫性的”在1951年首次使用，名词“自身免疫性”在1957年被创造出来。本段简要概述自体免疫性的历史，下一段将基于Anderson和MacKay进行描述。
[8] 科恩（Cohen）在《值得捍卫的身体》（A Body Worth Defending）中，整合（生命）政治、经济和医学等影响进行了精炼的分析。
自体反应性（autoreactivity）意味着破坏自我与他者的本质化对立，这在世纪之交时设想的恐怖自体毒素（horror autotoxicus）中尤为突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身体可以技术性产生自身抗体并反击其组织，但它必然会对这种亵渎性“无目的论的”行为进行调节。[9] 微生物理论通过将每种症状与特定病原联系并使其疾病本体论化，它本身已经取代了早期的宪法模型（constitutional model），该模型将疾病视为个体生理机能和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内部紊乱综合体。1911年，乔治·萧伯纳对这种本体论转变嗤之以鼻：“我们落在了这几代人手中，他们听过的微生物比圣托马斯·阿奎那多很多（St）。圣托马斯·阿奎那听到了天使的祷言得出结论，整个艺术疗愈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找到微生物，消灭它。”[10]
[9] 这种禁止自残的规定由免疫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 1854-1915)提出，他把“自身毒素”的概念称为“最严重的视力障碍”。参阅 Arthur M. Silverstein 的“自体免疫性:早期为被承认而奋斗的历史（Autoimmunity: A History of the Early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10] 参阅 Anderson 和 MacKay 的Intolerant Bodies, 34.
萧伯纳贬低了显微镜试验证据下的实证主义权威，认为其效度（validity）等同于天使或超自然现象的传说，这可作为一个科学还原论（scientific reductionism）的诗性怀疑主义（poetic skepticism）的不足为奇的例子。然而医学界也对这种攻防模型（attack-defense model）持怀疑态度，因为一些症状（如类风湿性关节炎）仍没有确定的“病原体归咎”（guilty pathogen），因此无法解释。看似反常的免疫反应，如过敏和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越来越引起整个欧洲和美国研究员的兴趣，他们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实验中就有涉及到自体反应的研究观测和假设。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及许多例故意造成脑损伤的猴子实验后），医学界对恐怖自体毒素的突破为以前无法说明的疾病和各种慢性炎症提供了共通解释。沃里克·安德森和伊恩·麦凯写过：“曾经的一个免疫学谬误”，但在战后几年里“自体免疫性作为一个疾病诱因的概念被广泛认可”，这标志着“当代关于正常人体及其病理的假设发生了变化，生物个体性和自我本质化理论也开始转变。”[11] 这种变化并不是突转：自体免疫性只是逐渐获得拥趸，但仍是“一个顽固、边缘、甚至牵强的”概念，它仍然是“新兴的”，只是到最近才“开始在公众中获得话语权。”[12] 安德森和麦凯还认为，这种长期的、对立的涌现，最终应被解读为：对特殊流行疾病治疗方案的挑战并呼唤一种回归宪政的希波克拉底模式「a」，即把疾病视为一种生物性、特异性的过程且需要一种个性化和整体的治疗方案。[13]
[11] 参阅 Anderson 和 MacKay 的 Intolerant Bodies, 48-49.
[12] 参阅 Anderson 和 MacKay 的 Intolerant Bodies, 2-3.
[13] 参阅 Anderson 和 MacKay 的 Intolerant Bodies, 3-4.
可以说自体免疫性疾病给生物医学带来了一系列悖论：自体免疫性的身体在细胞层次上自我摧毁和瓦解，但它只有作为一个个体和整体才能使自己被识别和治疗。要探寻免疫系统自我攻击和防御的证据，需要仔细检查各个组织并使固定的、专门化的现代生物医学仪器将目光从犀利的微观镜头上移开，以思索古老的模糊边缘，希波克拉底的全景鸟瞰。最关键的是，自体免疫性的主体诉求不单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药物干预来拯救其赤裸的生理性生命，而是赋予这种生命以文本（自传）的可能性，即重构其故事的机会。那这又将是怎样的故事呢？
超越自我律法（Beyond the Self-Principle）
免疫学意义上的身体分裂，即一个无法与自我相容的个体可以被视为精神分析分裂主体的一种生理类比，从不与自身重合，其完整性永远被无意识的黑暗领域混淆。如同自体免疫性疾病只能在“生物学上”得到彻底治疗一样，精神分析的“谈话治疗（talking cure）”取决于这样的概念，即有可能缝合心灵上不可言说的创伤和抹除并创造一个关于自我和生活的意义叙事，尽管它可能是编织和（重新）构筑的。二战后对自体免疫性的医学发现也可以类比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一战后对死亡驱力（death drive）的发觉，该发现源自他对心理现象的观察，比如重复一个不愉快甚至创伤性的事件。自我意识看似是不合逻辑、自我伤害的行为，但作为一种证据向弗洛伊德揭示了“超越唯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未知心理领域，就像自我摧毁的自体免疫性反应一样，揭示了一个生物有机体游离和超越自我防御的免疫学原则。[14]
[1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载于《超越唯乐原则及其他》(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and Other Writings, Penguin Classics, 2003)。
为解释死亡驱力，弗洛伊德承认了他现有心理学模型的局限并转向微生物学寻求答案。他结合许多“虚构症”提出，所有的活细胞都在寻求回到其原初的无机状态：无生命体征或者死亡状态，并最终平衡所有涌入的刺激。虽然弗洛伊德没有谈免疫力，但他从生物学角度推出“生物驱力”的解读，它是一种保护身体免受过度刺激的机制，在结构上镜现（mirrors）了免疫防御的作用。死亡驱力表现在对创伤性事件的强迫性重复，也是对这种庇护体的过度活跃和回溯性分配，它补偿了实际创伤性“庇护屏障被爆破（breach of the protective barrier.）”时所缺乏的保护。[15]
[15] 弗洛伊德,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n.p.
与弗洛伊德类似，为解释身体对其活细胞的过激反应，战后免疫学家不得不承认其生化模型的局限，诉诸于（重新）理论化阐明生物性的自我并在控制论和哲学中寻找灵感。澳大利亚免疫学家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对他认为还是还原主义的、关于抗体形成的生化理论不满，而开始寻求一种 "细胞的交流理论"，与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和诺伯特·维纳的著作一致，其中包括关于生物个体和主体的自我继承、自我创造模式的看法。[16] 主要免疫学谜题不再是对特定入侵者防御的问题，而是一种识别和容忍机制，即自我和非自我如何被区分来作为首要问题。
[16] 参阅安德森和麦凯，Intolerant Bodies，74-76。这一理论为伯内特赢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奖，至今仍作为免疫反应机制被认可。
伯内特在一个隐含着对本体论自我的否定中提出了克隆选择理论，该理论解释了生物体的“免疫模式”，如自我识别和自体耐受不是遗传的而是在胚胎期通过具有不同抗原受体的淋巴细胞突变和克隆而成。那些可能对人体自身组织的抗原发生反应的淋巴细胞被破坏和不允许克隆，就解释了自体耐受性（self-tolerance）的最终发展。可以看出，自体免疫性是正常免疫功能的畸变，是自我反应淋巴细胞的克隆和增殖，伯内特将其比作“一个国家安全部队的叛变”，也是免疫系统的沟通和控制的失效，他还将其正常功能比作“对犯罪、违法行为或工业社会经济的控制”。[17]
[17] 参阅安德森和麦凯的 Intolerant Bodies，89.
那这支由细胞克隆体组成的叛乱军在抵抗什么？伯内特模型不仅被控制论所影响──在他的二元对立和一对零（one-versus-zero）的模型就可看出──而且也在冷战时期被国家边界和资本主义“工业”正常运作时的假想威胁塑造。他关于自我认同的想法可能不是本体论的（一个有机体不是“观念的”自我而是在胚胎发育中成长为一个自我）而是目的论的。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被认定为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按照伯内特的隐喻逻辑，最终需要实现一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国家、健康的经济目标。而自体免疫性被定义为一种无法获得连贯自我身份的病态能力，如同美国战后时代的个人自由成为一种主要意识形态武器，造成对共产主义、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及自由市场经济入侵的可怕威胁，这并非巧合。[18] 把自体免疫性疾病转喻成冷战时期的状况，他的“叛变”不仅意味着病态，还意味着对个人自由沦为关于自身利益（由资本主义定义）的抵抗。伯内特的自体免疫性“叛变”可能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
[18] 安德森和麦凯将自身免疫力的发现置于 "控制论、指挥和控制理论"（Intolerant Bodies，143）以及 "战后对临床研究的重大投资"（Intolerant Bodies，49）的冷战背景下，伯内特和他的同事们从中受益，尤其是在美国的时候。
过去20年里，哲学和医学人文科学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破坏中发现了自体免疫性这种内在的反叛性萌芽，主要体现在雅克·德里达晚期著作对自体免疫性的反思和对话中。[19] 自体免疫性不是一个病理指数，而是被解析为一个具有批判甚至潜在性的政治概念，它可以指涉一个更激进或生态学的生命概念，也可以作为超越人类的例外状态。这种观点将与当代的一种普遍倾向一致，即从脆弱性的角度思考政治并将身体作为政治主体化的基础，玛丽娜·维什米特认为其局限是基于某种“非历史的形式主义（ahistorical formalism）”。[20] 我希望这里探讨的自体免疫性观点将继续探寻一种超越当前主义的话术，基于科学发现或解释的“何如（how）”来推定生物条件同一性和异质性的普遍逻辑。确切的说，自体免疫性是一个病因学之谜，一个“已然的未知（known unknown）”，这要求我们也从“何是（why）”的角度来看待它──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性症状，既在它作为诊断的历史出现意义上，也从它作为一种使人虚弱、有时危及生命的疾病日益普遍的状况上来看，而这种病例史仍在发生。[21]
[19] 参阅德里达的《信仰和知识》，收录于《宗教行动》。
[20] 参阅玛丽娜·维什米特(Marina Vishmidt)，《空间中的身体:脆弱的尽头》(body in Space: On the Ends of Vulnerability)，《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第2期。
[21] 事实上，科恩 "已然的未知 "（known unknown）不仅仅是指未知的病因，因为即使在公认的（自体）免疫反应的描述层面上，再基于伯内特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区分，仍不清楚为什么身体不会对肠道微生物群中的 "友好 "细菌或怀孕中的胎儿发起淋巴细胞的进攻──所有这些问题都只是一些免疫学家提出来挑战经典模型的。因此，科恩想知道，"免疫学毫无疑问地把源自并嵌入在西方思想中的统治性认识论──政治本体论的逻辑对立作为生物逻辑的公理，是否是不必要地限制了我们把握自我作为生命体复杂本质的能力"。参阅科恩，“Self, Not-Self, Not Not-Self but Not Self,” 30.